普陀区康嘉养老院
普陀区康嘉养老院
长宁区福利院
长宁区福利院
“哪能办呢？”这是田帆最常说的话。对患有智力发育障碍、重度糖尿病和肢体残疾的他来说，这也是为数不多能说清楚的句子。
站不起来，哪能办呢？妈妈不见了，哪能办呢？爸爸病了，哪能办呢？没有答案。他只能低下头，一遍遍撕手里的卫生纸。
田帆今年35岁，这些年，他的生活一直几乎无法自理，吃饭、如厕都需要人帮忙。“老伴5年前摔了一跤，走了。我去年也摔了，身体一下子垮了，儿子哪能办呢？”72岁的父亲田国峰说，家里请保姆难以同时看护两人，养老院只收60岁以上老人，儿子只能被送往精卫中心或重残养护院。亲子分离，是他最不愿面对的局面。
一筹莫展之际，田国峰在报纸上读到了上海正在推行的“老养残”融合照护政策。所谓“老养残”，即60岁以上长者照顾残障子女的家庭。2024年起，上海民政部门与残联在各区遴选养老机构，试点建设“老养残照护单元”，让年迈的父母能与残疾子女在专业机构一起生活。这正是田国峰这样的家庭最需要的。
从“一张床”到“一个家”，怎样满足多元需求？
提出申请后，去年夏天，田国峰父子顺利入住长宁区社会福利院。如今在一楼的家庭房里，有专业护理员照料儿子，这位72岁的老父亲，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。
“我们现在新挂牌了长宁区重残养护院，优先接收二级以上重残人员，尤其关注智力和精神残疾群体的需求。”长宁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哲人介绍，作为上海首个市级“老养残”融合照护试点，他们于2024年10月改造完成，现在有6个“老养残”单元，共18张床位，还有102张重残床位。
现在全院都采用了防滑地板、圆角家具、电动护理床等适老化设计，还针对残障人士增添了辅助移动设备。公共区域配备的艾灸机器人、红外线理疗仪等，也为康复提供了支持。
“老年人和残疾人同住一个空间，对我们的照护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除了‘硬件’要跟上，‘软件’的建设也很关键。”张哲人说，院里组建了由全科医生、护士、康复师、心理咨询师、营养师及多证护理员组成的照护小组，24小时轮值，满足养老照护与重残托养的需要。
具体到田国峰父子的照护，护理员高秋宁十分熟稔：“老爷子是中度一级护理，要重点防跌倒、防坠床。他儿子是最高照护等级，需全天看护，不过孩子很听话，配合得很好。”她还提到，父子俩都有糖尿病，需严格低糖饮食。“以前在家，老人心疼孩子，常给他喝饮料，结果血糖控制不好，一度每天要打5针胰岛素。在我们这里低糖饮食，情况稳定多了。”
在上海其他试点机构，融合探索也在进行着。上海国康养老公司下属的普陀区康嘉养老院的“老养残”专区位于5楼，设有13个房间，51张床位。比较特别的是，这些房间不以编号区分，而是叫作“芳华苑”“松柏居”“家宁轩”，还专门做了盲道上墙的处理，通过墙上硅胶的不同触感来为弱势或视障人群引路。“‘老养残’照护单元的核心在于整合养老与助残资源，通过专业的空间布局与照护服务，满足两代人共同居住的特殊需要。”院长张月粼说。老人和残疾人需求不同，老年人大多面临的是因年龄增长导致的身体机能衰退，需求集中于医疗支持、生活照料及精神慰藉；而残疾人则包括了视障、听障、智力残疾等多种类型。
因此，房间里也做了特别的设计。比如，为轮椅使用者量身定制了可调节晾衣架与能调节角度的镜子；智力残疾人的房间里，设置了一整面彩色积木墙；每个房间都有智能对话设备，方便肢体不便的住户用语音开关窗帘和电器。
“我们的目标不是简单收住，而是打造一个让两代人都感到安全、舒适、有尊严的融合之家。”张月粼说。
监护缺位时，如何托底保障？
在黄浦区华康恒裕养护院，84岁的章华美和她残疾的儿子已在“老养残”专区共同生活了大半年。
章婆婆腿脚不便，还患有认知功能障碍，时而清醒时而糊涂。她的儿子则在智力与肢体上均有缺陷。原本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有老伴操持，老伴突然去世后，她无力照顾自己和儿子，居委会帮母子俩牵线，在2024年住进了华康恒裕养护院。
起初，因分区管理，母子二人分别住在不同区域。章婆婆想见儿子时，要由护理员特意带到公共区域，很不方便。去年，院内“老养残”专区完成改造，他们成为首批入住者，终于可以再次一起生活。
“现在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儿子，婆婆情绪稳定多了。有妈妈在身边，她儿子也比以前开朗，愿意说话了。”院长梁燚说起这个变化，颇感欣慰。但他又苦笑，没过多久，就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——章婆婆母子陷入了“无人监护”的困境。
“签入院合同时，必须有监护人。章婆婆的监护人本来是她的两个妹妹，可第一年合同到期后，她们拒绝继续做监护人，从此便对母子俩不闻不问了。”梁燚说，这半年多来，章婆婆母子的日常开支暂时由院方垫付。更关键的是，一旦遇到突发状况，需要由监护人承担法律责任时，母子俩该怎么办？
梁燚也了解过，可以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老人申请公职监护人或临时监护人，但操作起来难度都不小。“章婆婆属于典型的人户分离，两个街道在相关事宜的责任归属上都表现得较为审慎，事情推进比较缓慢。居委会作为监护人，具体应当如何履职，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。”
张月粼也注意到，前来咨询“老养残”单元的家庭数量不少，但他们的决策过程往往很漫长。“这些父母考察时会关注机构的照护是否专业、护理团队是否稳定。但他们思虑最多的，永远是自己离开以后，孩子怎么办。”张月粼说，“他们寻找的，远不止一个安置孩子的‘床位’，更是一份能托举孩子未来的、可靠的保障。”
从个案破题，为特殊群体兜底
前不久发生在徐汇区的“邓女士事件”，为破解特殊人群的监护困境提供了一个参考。
今年2月，53岁的邓女士在出租屋突发脑梗，被紧急送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。然而，由于她父母双亡、无配偶、无子女，手术在即，却面临“无人签字”的困境。居住地居委会虽然协助办理了入院，却无法进行重大医疗决策。
为了不耽误救治，徐汇公证处在确认邓女士无适格近亲属后，于3月5日创新出具了全区首份“临时监护人公证书”，指定其户籍所在地华泾镇印象旭辉居委会担任临时监护人。
“这份公证书就像一张‘身份证’，能让临时监护人在没有指定监护人的这段时期，合法履行签署医疗方案、前往银行支取费用等事宜，确保救治不中断。”徐汇公证处主任潘浩说。
此后，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启绿色通道，当天立案、当天审理，并于3月11日正式判决指定居委会为邓秀云的监护人，整个过程仅用时7天。
然而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，沟通和协调成本都不小。基层工作者对重大医疗决策的责任压力、财产管理的具体操作指引缺失等问题依然存在。
对此，华泾镇探索制定了街镇层面的指定监护工作操作指引，明确了人员管理、人身照护和医疗管理、财产管理等多项事宜。徐汇区民政局也计划在今年上半年修订完善公职监护联动工作机制，将临时监护内容纳入其中，力求形成长效机制。
“章婆婆的情况，应该另行指定其他监护人，再由新的监护人履职。村居委等来托底，最好有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愿意担任。”潘浩说，监护困境的解法不仅在于“事后”的应急与兜底，更在于“事前”的未雨绸缪。无论是邓女士还是章婆婆，如果在意识尚清时签订了意定监护协议，无人监护的困境可能就不会发生。
今年1月1日起，上海《关于推进实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开始施行。1月5日，共和新路街道的居民罗阿姨签署协议，成功依靠法律“托孤”。这也是新规落地后的首次实践。依据协议，一旦罗阿姨未来失能或去世，她指定的意定监护人将依法接管，确保其智力残疾的儿子有人照顾。
从养老院里的共同居住，到法律层面的托底服务，“老养残”家庭的保障网络正越织越密。就像田国峰说的：“一直最怕自己老了、病了，孩子怎么办。现在看到路一步步铺好了，心里终于能有个着落了。”（田国峰、田帆为化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