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年，《林间最后的小孩——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》（以下简称《林间最后的小孩》）中文译本出版。这本书不仅掀起了社会对“自然缺失症”的广泛讨论，也悄然为中国的自然教育打开了一扇门。

15年过去了，在数字化浪潮席卷下，儿童与自然的关系越发复杂。作为该书的校译者之一，上海辰山植物园科普教育部研究员王西敏仍时常提及此书。循着他与《林间最后的小孩》的故事，我们得以窥见一本好书如何埋下种子，并催生出一片思想的森林。

被“自然缺失症”击中

上观新闻：您第一次接触《林间最后的小孩》这本书是在什么时候？

王西敏：那是2006年，我正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攻读环境教育硕士学位。这本书是环境教育专业课的必读书目，在美国刚出版不久。

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我深受震撼。社会环境变迁、学业压力加重、父母对安全的过度担忧，再加上电视和电脑的吸引，孩子们接触自然的机会越来越少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甚至很多社会机构和教师开始不鼓励孩子外出玩耍，因为一旦受伤就可能引发法律纠纷。而这些场景也正在中国上演。

作者理查德·洛夫没有仅仅停留在现象描述，而是深入剖析了这种与自然的脱节对孩子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。这让我意识到，这绝非小事，而是关乎一代人成长的重要问题。

上观新闻：书中有哪些内容或概念让您印象深刻？

王西敏：当时国内自然教育相关领域近乎空白，书中许多提法都是非常新奇的。作者将一些模糊的时代症候精准地界定并表达了出来。例如“自然缺失症”，它虽非临床医学诊断，作者却通过大量研究数据和现象观察，极其凝练地概括了这一时代困境，我一下就被“击中”了。

在书中，理查德·洛夫跳出“儿童不爱出门”的表面归因，指出时间挤压（学业、电子产品）、社会恐惧（对陌生人、自然危险的过度担忧）、城市规划缺陷（缺乏自由玩耍的自然空间）等深层原因，让我理解到这并不是个人或家庭选择的问题，而涉及这个社会的认知。

此外，书中关于“野性城市”“自然探索智能”等理念的传达也极具代表性和前瞻性。书中还不乏引人深思的警句，比如，“那些受家长鼓励真正去看的孩子，一定能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世界”。

上观新闻：紧接着，您就参与到这本书的翻译、校对工作中来了？

王西敏：读完这本书，我内心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。我清楚地知道中国孩子正面临与美国孩子相似的困境，但当时国内还几乎无人关注。在课堂讨论时，我向老师提议，希望尽快将此书译介到国内。

有趣的是，当我学成回国，发现民间环保组织“自然之友”的朋友们已在组织翻译此书，团队中还包括郝冰老师等中国环境教育的前辈。然而，由于该领域在国内尚属初创，大量专业术语和概念难以找到精准的中文对应，翻译工作颇具挑战。后来我们一拍即合，组建了专业审校团队，历时整整一年，字斟句酌地完成了翻译审校工作。

一本书的“蝴蝶效应”

上观新闻：据了解，这本书再版了好几次，是因为销售情况特别好吗？

王西敏：这本书出版后的传播效果完全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，我们当时都觉得这只是一本“小众书”，没想到它最终成了一本“现象级书”。

值得关注的是它独特的传播路径。当时国内刚刚起步的自然教育机构会购买这本书赠送给家长，而不少家长读完这本书后，真的会开始主动联系机构报名参加课程。后来我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家长，他们都坦言自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，才开始有意识地带孩子走进自然。

上观新闻：《林间最后的小孩》引入中国已15年。回顾这段历程，其所倡导的理念实际上已被广泛传播。

王西敏：在我看来，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“提出了问题，唤醒了意识”。在它出版之前，中国孩子与自然脱节的现象已经存在，但还没有人把它当成一个真正需要被重视的“问题”——家长们普遍认为“孩子待在室内既安全又能学习”，一些机构觉得“户外活动麻烦且有风险”，整个社会则觉得“这仅仅是个人的选择，无关紧要”。

《林间最后的小孩》用“自然缺失症”这个概念，把这种现象清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，明确地告诉大家：“这不是小事，而是关乎孩子身心健康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事。”

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“催化剂”的角色，让原本分散的力量得以聚集。以前从事自然相关活动的，有环保组织、学校老师、户外爱好者等，但大家基本上各自为战，没有形成合力。这本书出版后，这些分散的力量有了共同的理念和目标，慢慢地就形成了“自然教育”这个领域。如今，全国有上千家自然教育机构，植物园、湿地公园、自然保护区都开设了相关课程，甚至一些高校也开始设立自然教育相关专业。

上观新闻：这本书也成了很多人投身自然教育的契机。

王西敏：没错，这本书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一批人的职业选择。这些年来，我遇到过很多来自各行各业的自然教育从业者，他们大多读过这本书，也感受到这本书的力量与召唤；还有不少家长反馈，因为这本书，他们开始带孩子走进自然，从而改变了整个家庭的生活方式。这也算由一本书引发的“蝴蝶效应”吧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本书为后来的实践者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。在它出版之前类似的自然活动都比较零散，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。它让大家意识到，自然教育并不仅仅是简单地“玩”，而是有着明确目标的教育实践，能够帮助孩子培养观察力、创造力、责任感。

十余年来，这本书的理念不仅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口口相传，也通过讲座、培训、课程实践等多种形式不断扩散，让自然教育从一个陌生的概念变成被广泛认可的新兴领域。可以说，这本书就像一颗种子，播撒在了广阔的土地上。

开启了一场持续的对话

上观新闻：您回国之后的实践，例如“夜游植物园”“12岁之前可以在辰山植物园做的30件事”等项目，是否可以看作书中的理念在中国的具体探索？

王西敏：完全可以这么说，这些实践都是对《林间最后的小孩》理念的直接落地和本土化创新。这本书的核心主张就是“让孩子重新走进自然”，但当时它更多是提出问题和理念，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实施方法。那么，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活动。

2010年我到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工作后，便开始系统地设计自然教育课程，组织观鸟、夜游、自然笔记等活动。后来到辰山植物园工作，我们推出了“12岁之前可以在辰山植物园做的30件事”，其中特意设计了在草坡上打滚、拥抱一棵树、观察一朵云等简单、易于操作、符合儿童心理特性的一系列活动。

 

上观新闻：在短视频刷不完、AI陪伴常态化的今天，孩子们也许能说出亚马孙雨林的物种名称，却认不出小区里的本土植物；能在虚拟农场里“耕种收获”，却没见过种子的破土而出。如今再读这本书，其中的理念似乎依然不过时。

王西敏：的确，十多年过去了，书中对“自然缺失”这一问题的诊断却并未因时间推移而失效，这本书所警示的问题还愈发突出，其所倡导的理念也愈发重要。

另外，一本好书并不会让阅读止步于现象本身，当它提出了一个与时代紧密相连且强有力的核心命题时，其实也为读者们后续的思考、辩论与实践留下了充足的空间。它不仅会激发人们更多的实践探索，也会激发我们对“知新”的欲望，引导读者走向更广阔的知识疆域。

上观新闻：所以，这本书更像是一个起点？

王西敏：没错，对我而言，这本书让我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，但要解决问题，还需要更丰富的理论武器和实践工具。这正是我后来致力于推动本土化实践，并不断向其他著作求索的内在动力。

在行业中，这种拓展更为明显。当人们被《林间最后的小孩》唤醒后，自然会追问：“那我们该怎么做？”“其背后的深层原理是什么？”这时，一个围绕自然教育的、立体的阅读谱系便开始形成。面对之后产生的新问题，我们就可以有一份“延伸书单”。

上观新闻：您能否具体谈谈，这份“延伸书单”是什么样的？它如何与《林间最后的小孩》相互支撑，共同构建出一个相对更加全面的知识框架？

王西敏：第一本，刘华杰老师的《博物人生》解决了“门槛”与“心态”问题。它承接了“走进自然”的呼唤，并进一步拆除了“博物”高不可攀的围墙，告诉每个人“此路可通”，极大地增强了普通人实践的信心。

第二本，雷切尔·卡逊的《惊奇之心》则直指自然教育的“内核”。它是对抗“功利性学习”的一剂良药。当家长或教育者纠结于“玩这一趟孩子记住了什么”时，这本书会提醒我们，保护那颗珍贵的“惊奇之心”，远比记住几个名词更重要。它守护的是教育的本质。

《惊奇之心》[美]雷切尔·卡森 著 / [美]尼克·凯尔什 摄 接力出版社 

第三本，约瑟夫·克奈尔的《与孩子共享自然》是标准的“行动指南”。它回答了“具体怎么做”的迫切需求，将理念转化为一个个可操作的游戏和活动，是理念落地的桥梁。

第四本，彼得·格雷的《玩耍是最认真的学习》则提供了坚实的“理论基石”。它从进化心理学和儿童发展学的角度，为“为什么要在自然里玩”提供了深层的学理支撑，让实践者更有底气，也能更有效地去说服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家长和教育管理者。

《玩耍是最认真的学习》 [美] 彼得·格雷 浙江教育出版社

这四本书与《林间最后的小孩》共同构成了一个从“唤醒问题意识”，到“降低实践门槛”，再到“把握教育核心”“掌握实践方法”，并最终“理解深层原理”的完整逻辑链条。这就是阅读的生长性。这本书的长期价值，正在于它开启了一场持续的对话。

《林间最后的小孩——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》

[美]理查德·洛夫 著 自然之友编译团队等 译

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