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,一则“80后夫妻存够300万元,决定提前退休”的新闻在网上引起热议。有人觉得异想天开,有人觉得完全可行。觉得可行的理由之一是,这对夫妻不打算生育孩子,可以节省一笔养育费用。
2022年,全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-0.60‰,成为61年来首个人口自然负增长年。上海2022年总和生育率为0.7,平均初育年龄为30.36岁,平均生育年龄为31.18岁。生育率下降成为一个必须直面的社会现实。如何让“想生的都敢生”“敢生的都能生”?全国两会期间,代表、委员各抒己见。
图说:外滩观景平台上,一位穿春装的父亲托着儿子在暖阳下嬉戏 杨建正/摄
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效率
“生育率降低,不但直接影响到人口基数,还将对人口结构、劳动力供给和诸多行业的发展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认为,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变迁和产业结构升级,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,原来依靠人口红利支撑产业发展的一些因素和优势正在衰减。
“值得思考的是,随着高质量发展的不断加快,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、技术进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,这就要求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效率,要求统筹教育、科技、人才三位一体,协同发展。这样我们才能将我国的人口规模优势真正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、人才优势和创新发展优势。”权衡说。
减轻养育负担保障就业公平
“生育,不只是女性的事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太平洋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燕芳表示,老龄化和少子化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生育意愿下降,职场女性表现得更为明显。
首先,生育带来的职业风险是女性生育意愿路上的“绊脚石”。由于女性在生育养育过程中承担了比男性更多的责任,导致用人单位更倾向男性。她建议,可以加大个税支持力度,将专项扣除提前到孩子3岁以前;同时,根据各地不同情况,优化所得税缴纳方式,由按照个人缴纳转变为按照家庭缴纳,进一步减轻多子女家庭负担。
其次,育儿成本与房价会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。而且,房价往往和生育意愿“逆向而行”;房价较高的地区,居民的生育意愿较低。有数据显示,房价每上涨10%,人口出生率便会下降1.5%。周燕芳建议,对于有购房需求的多孩家庭,适当梯度提高首套自住住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,降低家庭置换的首付比率,发放购房津贴等,为多孩家庭降低置换压力。对于未购房租房的有孩家庭,为其申请公租房提供便利和优先考虑权,保障生育后的住房需求。
“要求企业全部承担职场妈妈的生育成本不太现实,国家也应给予税收等方面的支持。”为了防止生育成为女性职业发展路上的“拦路虎”,她建议对积极雇用女性职工的企业予以激励措施,适当减轻企业雇用女性员工的成本。对于有女性职工休产假的企业,考虑其合同期覆盖的生育前和产假结束后一段时间内,额外享受一定比例的增值税优惠,比例可以根据聘用的生育女性数量增加;还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等方面出台支持政策。
“职场女性要实现生育和职业发展的平衡,需要各方合力。在充分保护女性的就业选择权的基础上,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并参考借鉴国外成熟经验,通过制定配套支持政策,建立健全家庭社会友好的政策体系,切实帮助减轻女性育儿压力,保障职场女性的劳动权益和价值感。”周燕芳说。
让“想生的都敢生”“敢生的都能生”
“低生育率的出现,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持续减少、生育水平持续下降。特别是处在生育黄金年龄的年轻人,受婚育观念改变、养育教育负担重、职业发展压力大等因素的影响,生育观念由‘多生’转变为‘少生’甚至‘不生’,导致人口负增长的加速到来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认为。
他建议,首先个人要树立起正确的婚育观。建议让家庭生活教育和婚姻教育走进家庭教育和学校课堂,父母和老师应当积极引导广大年轻人树立正确的择偶观,不以门户论高低、不以彩礼论短长。同时,也让“适龄婚育、优生优育”的阳光理念深入人心。
从家庭角度,要建立温馨的育儿氛围。夫妻间要形成“男女平等,共同育儿”的责任意识,尤其是男性,更应做到呵护女性、相濡以沫、风雨同舟,营造温暖的家庭氛围。此外,也鼓励夫妻双方家庭共同为后辈育儿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。
对于整个社会而言,要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,建议搭建一批便于未婚青年参与、有较高诚信度的交友和婚恋公益服务平台;研究将生育成本全面纳入社会保障体系,探索引入社会专项基金等新模式,完善弹性工作制,缓解职场对生育女性的歧视。
从国家层面,也要提供政策支撑保障。国家层面要制定完善更多可操作的实施细则。比如,提升幼儿园办园质量,对0到5周岁学前家庭发放育儿补贴等。“鼓励年轻人生育,不仅事关个人,更需要家庭、社会和国家共同参与其中,让年轻一代‘想生的都敢生’‘敢生的都能生’。”丁佐宏说。